2012年1月12日早上，徐和平在电话里告诉67岁的父亲徐铁匠，马上就要回家了。
在这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城市里，45岁的徐和平只是一个油漆工，一张黝黑的脸，一个老实而沉默的路人，也可能就是你看到坐在马路沿上喝啤酒的那排民工中的一个。而在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桃树村，他有自己的身份——67岁的徐铁匠的儿子，17岁的徐海林的父亲。
自从2003年到广州打工，“回家”两个字总在他脑子里从年头徘徊到年尾，尤其是遇到工期断档的时候，没活儿干的焦虑感很快就会啃开他的颅骨，露出“思乡”二字。
13日，徐和平兔年里最后一次到工地上干活。午间休息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广州大道，在沿路鳞次栉比的高楼下穿行，沿途寻找火车售票点。
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在大型企业、城市白领和高端私人买家进驻之前，他和工友已经拿着刷子把附近的高楼上上下下钻了个遍，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一批房客。经过南方报社新大楼的时候，一直埋头走路的徐和平抬头努一努嘴：“这个楼就是我们装修的，有两年时间我们就住在B座的9层”。但是这样的细节在城市里不值得流传，每当一座大楼竣工，徐和平们与这个建筑的故事也就宣告结束。
拐进寺右新马路，徐和平找到了一个售票点，在数次“没票了”的回应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唯一回家的机会。他递进去145元，窗口里伸出来那张粉红色的小票。“广州东-汉口
16日下午15：13，K2004次。
无座。"
在徐和平买票的时候，K2004已经载着他家的老四徐国善奔往武汉。
他们徐家兄弟四人从2001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广州做油漆工，住在同一个工地，干同一个工程。多年来春运的经历已经让他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各自买票，各试运气，先买到票的先走。这个策略使得他们兄弟四人在2008年春节严重的冰灾发生前依然顺利回去了两个。
买到票的那天夜里，徐和平打通老四的电话，询问这趟车多久可以到汉口，电话声音嘈杂信号微弱地飘出答案：“17小时。”那个时候老四正在餐车里寻找座位，一旦其他车厢的地板、洗手盆和卫生间都被乘客占满的时候，手持站票的人要么坚持站下去，要么到餐车吃一顿，然后赖在那儿直到下车。
如果不算上绕道江西的K921次列车，K2004就是广州开往武汉最慢的一趟。17个小时已经够那些G字头的列车在广州和武汉之间穿梭四次。
D字头和G字头的高速列车出现之后，在广州到武汉这条线路上属于K字头列车的故事已经逐渐暗淡。只有在40天左右的春运时间，它才再次成为众人哄抢的紧俏货，这辆定员1428人的车，每趟运送着2000名旅客，人们排队、打电话、托关系，就只为了登上它。
但是对K2004来说更不好的消息是，虽然挂着K字头，但它却是一辆临时客车。这意味着一路上它需要“不时地停下来，为正班车让路”，K2004的列车长、43岁的龚放界对此也颇为无奈。
但春运毕竟使得像徐和平这样的民工获得了一次接受国家系统动员服务的机会。K2004的车体是广州铁路局从昆明铁路局专程借来的，乘务组成员也是临时从各地抽调到一起：3个乘警是从广州到烟台线路调来的，2名列检技术人员是昆明的，32个乘务员是来自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铁路系统能动员的职工都动员起来了，甚至一名广州铁路局的会计也被派到这趟车上担任监督工作。
徐国善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家中。每年第一个回家的兄弟都会打回电话告诉后面回家的人，路上是什么情况，如何转车，他是返乡队伍的侦察员。K2004的乘客大部分在长沙分流，只要坚持半夜里站到长沙，之后车上就会出现一些空位。这个车原本只有2个硬座车厢，为了迎接春运，卧铺车厢也都改成座票，一个铺上坐4个人。
回家的路程如此曲折，以至徐氏兄弟在电话里也很难给家人估算出一个准确的到达时间。徐和平的路线和徐国善大体一致，他首先需要从广州坐17小时的火车到湖北武汉，再由汉口火车站转3小时的长途汽车到浠水县的团陂镇，然后坐上一辆小面的在土路上奔行半小时，最后在山路上走半小时到达父母的家里。
三天后，徐和平左手提着一只油漆桶，右手挎着一个行李包，出现在了K2004次列车的站台前。两千多名乘客迅速用行李、身体和烟味把18个车厢统统塞满。
列车上将会遇到的拥挤嘈杂，徐和平心里早就有底。头天夜里，他在工地的板房翻出一个空的油漆桶，圆的，底下装着给亲人买的衣服，上面塞了报纸，封好胶布，一个随时随地可坐的小板凳就此诞生。只要上车的时候及时找一面墙，夜里就有靠着睡觉的地方。这是个经验老到的做法。
K2004次“临客”，43岁的列车长龚放界每年被抽调来跑春运，他在铁路上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他对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过：“先是两条腿笔直地站着，累了开始左右脚轮流弯着，慢慢地就蹲到地上，最后就坐在地板上了”。龚放界的这个名字来自于父辈“放眼看世界”的期许，最后他成了这个流动世界里的一
员。
徐和平占据的是有利的地形，他坐在1号车厢的尾部靠近水槽和厕所的地方，凭险而守，不好之处就是这里人来人往夜里总会被人踩到脚。
在广州，徐和平住在工地搭建的板房里，那里的环境其实比车厢也好不了多少。小屋子里散落着他的衣物，地上零星躺着几个酒瓶和一台他自己买的电视，这构成了他的全部家当。这是城市里临时给他留下的空间，是人生路上驶往下一程的一节车厢而已。
徐和平打工的地方是在建的新广州图书馆，那儿是广州市最繁华的珠江新城，靠近海心沙。图书馆的内部尚未完工，空荡荡的空间里总散发着和车厢上一样的怪味道——汗味、烟草味，还有建筑材料释放出来的化学气味的混合。
怪味在未来一年的工期内都不会消散。这种糟糕的味道对徐和平兄弟四人来说是件好事，起码一年之内他不会面临找不着活干的窘境。按每天130元的工钱算，工地管吃管住，每个人至少能赚到3万块钱回到家里。
车厢里，人群聊天的声音始终在低沉地轰轰作响。17日凌晨3点02分，列车驶进长沙，车上的人群走了大半，车厢才开始显得安静。
王检是1号车厢的乘务员，这是个1991年出生的小伙子，来自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一路上临客车厢的秩序和保洁都由他们这些实习生完成。跟徐和平相比，王检也不见得轻松，他和归途上的人们一样怀揣着心事，夜里22点，他从休息车厢里醒来，和爸妈聊了一阵子电话，才穿上制服，开始他的夜班。他的休息车厢在列车最尾部的18号车厢，不得不提前一小时前往1号车厢，他在人群中不断寻找落脚点，缓慢得跟K2004一样。
时针指向17日早上6点，列车在赤壁停车，又有人群告别K2004，车厢里终于彻底安静下来。
事后，列车上统计，这一趟运营，人们在厨房消耗了100斤的大米，在洗手池里丢进了上千个烟头，总共制造了400袋的垃圾。
67岁的徐铁匠又一次从老家桃树村打来电话的时候，时间是17日早上的9点钟，徐和平终于抵达了汉口。一户打工回来的人家忙着盖楼房，把村里的有线电视线路给扯断，徐铁匠让徐和平在汉口转一转，买一条电视天线回去。
列车上一夜的摇晃之后，徐和平依然精神饱满，离家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他发现武汉人说话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冲”了，“卖车票的人说话多优雅哦。”
在这一年里面，城市里的徐和平感受过赚钱的焦虑，为了5块钱的火车票手续费跟人砍半天价，也有挫败，有一次他们湖北人和河南人打群架，后来还打输了。每天早上7点，他和工友坐上老板的大巴被送往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眼前的世界变化飞速，2005年他经过海心沙北边的时候看到的还是满地荒草，现在那里已经是广州现代、精致、富丽的地块，人称“小蛮腰”的广州塔
近在咫尺，游轮在不远处的江面逡巡，旅游大巴每天在附近的博物馆门口放下一车车惊叹的人群。徐和平读书只读到初一，每回他形容眼前这个文明世界的美好一面
的时候使用的词汇都是“优雅”。
他每天工作的那个优雅而巨大的“车厢”，在建中的广州图书馆，那个建筑造型现代而且夸张，设计师说它的外墙看起来像是两堆摞起来的书本，徐和平觉得它更像一个人乱蓬蓬的两丛头发。总之，它是中国城市先锋和创新精神无数典范中的一个，令徐和平惊奇。
他们这支施工队里，年纪最小的才20岁。和他们比，徐和平真的显老了。他不时咳嗽，他说那是给栏杆、铁架喷漆的时候，油漆被吸进肺里。有的油漆掉在头上，时间一长他就开始掉头发。他的心态比身体更老迈。对现实和未来他都采取了一种“积极”退让的策略，他总是不断地说：“不知道”，“没想那么多”。
如今徐和平身体糟糕，每次他拿起那台破旧的手机阅读信息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把身体往后倾，他的腰上有伤，坐不了太久。更多时候他躺在工厂的板房里看电视。亚运会开幕式的晚上，他就住在离海心沙不远的工地里，他没有去看焰火，因为干完一天的活已经很累。
徐和平也有过属于他的“闪耀”时刻。1986年，19岁的徐和平参军，村子里的人给他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把他一路送到县里的武装部。在部队里吃的、住的，都比家里好，家人感到光荣，那时候他是村子里的“T字头特快”。
他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服役了三年半，有一次急性阑尾炎住院，徐和平无意中认识了当地的计生干部黄秀英，两人一见钟情，1990年结为夫妇，黄秀英放着“干部”不当，跟着徐和平回到了浠水乡下。
当四兄弟在山路、公路、铁路重重连接的那一头时，徐铁匠带着5个孙子孙女住在铁路、公路、山路这头的桃树村老家里。由南至北，徐和平面向的是中国经济的两极。而一年里头他第一次离家的这极如此之近。
驶往浠水县的车上，属于村庄的徐和平不再像在城市里那么拘谨紧张，开始跟着车上的MTV哼起了小曲。他认得“凤凰传奇”的男主唱叫曾毅，“湖南人，唱歌优雅哦”。
徐和平的父母住在一栋两层楼房里，大堂里用瓷砖贴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在毛的头上高悬着“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村子里家家如此，人们崇拜领袖，认为他能镇宅祛邪。
如今这个村的常住人口只剩下300人不到，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组成另外那一半人口的青壮年沿着公路和铁路去了广州、上海和北京。人群离去得如此匆忙，村子里用石头垒起来的厕所，有的倒了有的歪了，没有人重新去修它。村民连男厕女厕都懒得写，他们在男厕门口系条黄布，在女厕那头系上红布。
多年前村子里的荒地，现在依然长满茅草。教育在村子里显得多此一举，多年来整个村子里只出过一个大学生。
四兄弟当中的老三在广州接到工程之后，又陆陆续续从村里和镇上带过来了一支三十几人的队伍，村镇上的人都十分感激。老四偶有抱怨：“广州的工价比武汉还低，老三把大部分钱赚走了，我们其他人都是给他打工。”但是真的让他回到离家近的武汉却并不现实，因为“不像广州那样，有现成的门路”。一个村庄和一
个城市的连接通常就基于这样的机会。
在历时27个小时后，徐和平终于走到了家。电视天线没有买到，不过他带回来一双匹克鞋，一件羽绒服，一把抽气式的拔罐器和一大把车上别人送的花生。
2009年他在离着父母的房子大概100米远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基本上没有住过，房子的一楼挂着毛泽东，二楼堆满了柴木和建房子时候的建筑垃圾。只有17岁的儿子徐海林曾经有段时间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如今他考去浠水县一中，房子平时就彻底空在那儿了。桃树村里到处是这样的空房子，村民们用它们展示自己在村庄存在和城市的成就。只有到了春节这些房子突然人声鼎沸，厨房的窗户飘起炊烟。
回到家里，徐和平不再像在火车上那样不断谈论当年的同学“有的当上了保险公司经理，有的在部队里当了干部”。夜里，他和徐海林坐在一起烤火，作为父亲和他交谈。
他现在的希望都放在这个成绩不错的儿子身上，这个家庭以后需要一辆马力强劲的动车。